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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文化自覺與清代學人的“明道”追求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0月08日 14:47 來源:光明日報 參與互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化自覺與清代學人的“明道”追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明清更迭引發了社會各階層的反思,諸多學人本著鮮明的文化自覺意識,因應社會政治之巨變,感應時代之脈動,揚起“明道”的治學大旗。諸多學人借由“通經明道之鑰”的訓詁考據,以傳承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之道,樸實考經證史之學術潮流遂在乾嘉時期蔚為大觀。他們通過經典文獻的整理和考辨,以恢復原始儒學和圣人之道的本來面目;以厚實的經典考證,來抉發儒家元典的確切內涵;分辨雜入正統儒學中的其他思想,以凈化儒學道統,對中國數千年的學術文化進行整理和總結,成就斐然。盡管這一學術取向有其時代或思想的局限,但就學術承繼、文化脈絡傳衍而言,則無疑是值得關注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為中國傳統社會歷史進程中的重要階段和轉型時期,清朝近三百年的發展演變,既跌宕起伏,又豐富多彩,值得全面反思與審視。而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,清代文化不僅在許多方面集往代之大成,而且也展現了新的氣息,具有承上啟下的意義。之所以會呈現這樣一種態勢,其關鍵在于當時人尤其是學人,對中華民族文化所秉持的文化自覺,以及對“明道”的孜孜追求,從而為中華文化的賡續與更新,注入了強大的精神動力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明清更迭,無疑對當時的整個社會,都造成了極大的震蕩,更引發了社會各階層對未來走向的不斷反思。在艱難的抉擇中,清廷選擇了“崇儒重道”的文化治理之策,而很多學人也本著鮮明的文化自覺意識,高揚起“明道”的治學大旗。被奉為“清學開山之祖”的顧炎武,曾大聲疾呼:“君子之為學,以明道也,以救世也。”而他所致力的“救世”,并非著眼于“一姓之興亡”的“救國”,而是汲汲于文化上的“保天下”。黃宗羲指出,明亡后“天地之所以不毀,名教之所以僅存者,多在亡國之人物”,因為在他看來,“遺民者,天地之元氣也”。正是基于這樣的文化自覺,所以他才會以“醫國手”自期,發出“視天下事以為數著可了,斷頭穴胸,是吾人分內事”的呼吁。王夫之以“六經責我開生面”自期,抱持“孤行而無所待”的精神,苦心孤詣地“保其道”。費密則作《弘道書》,以明其志。陸世儀也強調:“學道貴能自任,蓋既自任,則便有一條擔子,輕易脫卸不得。”凡此,無不體現出他們對“道”的訴求,及“任道”之篤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術流變,后海先河。賡續清初諸儒之志,乾嘉學人更將“明道”奉為治學之鵠的。如被尊為“漢學領袖”的戴震,自17歲時即有志聞道,終其一生皆以“君子務在聞道”為追求。《原善》《緒言》《孟子字義疏證》等“義理之作”,既是其“聞道”追求的學術實踐,也是其“凡學始乎離詞,中乎辨言,終乎聞道”學術理念的結晶。生活于乾嘉道咸年間的朱壬林,也不無感慨地強調:“竊以為漢學、宋學不宜偏重,夫學以窮經求道,一而已矣。”這一觀念很清晰地表達出其時學人的治學追求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從一般意義上來說,清代學人孜孜矻矻于“道”的追尋,無疑源于其植根于傳統文化的真誠的文化自覺。孔子一生即以弘道為己任,“志于道,據于德,依于仁,游于藝”,把心之向道置于首位;以為“君子謀道不謀食”“憂道不憂貧”,甚至“守死善道”“朝聞道,夕死可矣”,把聞道視為超越生死的大事。所以,在清初學人尤其是明遺民學人的思想觀念中,視儒家之道為其身心的安頓之所,而且相信道統可以不隨治統的轉移而轉移。如陸世儀就認為:“道乃天下后世公共之物,不以興廢存亡而有異也。”王夫之也強調:“天下無道,吾有其道;道其所道,而與天下無與。然而道之不可廢也,不息于冥,亦不待冥而始決也。”盡管清初統治者為建構統治的合法性,一再宣示其“得統之正”,且在文化治策上實施“崇儒重道”,而其欲納治統、道統于一體的意圖,顯然與學人之間存在張力。不過,王夫之對道統與治統的分疏,雖然有所側重,但也并非視之為鴻溝。所以,他強調:“儒者之統,與帝王之統并行于天下,而互為興替。其合也,天下以道而治,道以天子而明;及其衰,而帝王之統絕,儒者猶保其道以孤行而無所待,以人存道,而道可不亡。……是故儒者之統,孤行而無待者也;天下自無統,而儒者有統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之,自先秦儒家以來,“明道”的觀念即成為儒學發展歷程中一脈相承的精神紐帶,而唐宋以降,道統意識的成長,則為學術思想一以貫之的內在生命。盡管不同時代的儒者對“道”的內涵,以及“體道”的“從入之途”意見不一,但以“求道”“弘道”“行道”為追求,是有共通之處的,且內化為他們的價值信念。清代學人對“明道”的訴求,無疑是這一脈絡的賡續,而且表現得更為明顯、迫切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清代學人之所以將“明道”作為治學的終極目標,從根本上來說,乃基于其對傳統儒學深刻的文化自覺。他們堅信:“圣人之道”載于《六經》。戴震曾指出:“經之至者道也。”又強調:“《六經》者,道義之宗而神明之府也。”焦循認為,“先王之道,載在《六經》”。阮元也主張:“圣賢之道存于經。”研經者如此認識,治史者亦唱為同調。如錢大昕認為,“《六經》定于至圣,舍經則無以為學;學道要于好古,蔑古則無以見道”,質言之,“《六經》皆以明道”。王鳴盛也主張,“經以明道,而求道者不必空執義理以求之也”。由此可見,“《六經》為載道之書”“圣人之經即圣人之道”,可以說成為乾嘉時期學人的共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既然“道”載諸《六經》,那么,通過研究《六經》來“明道”,也就勢所必然了。乾嘉學人之所以奉“通經明道”為治學宗旨,就是這一邏輯的實踐。然而,儒家《六經》在漫長的傳承和詮釋過程中,一方面或出現淆亂,或雜入釋、老;另一方面因構成《六經》的古文字音韻隨時而變,造成不識古音則不能通經的局限。因此,欲探尋、保存和延續本真的儒家文化,通過文字、音韻和名物制度的訓詁考據,以追溯和傳揚載諸《六經》的“圣人之道”,自然很有必要。基于此,清初大儒顧炎武便強調“讀九經自考文始,考文自知音始”的治經方法。降及乾嘉時期,惠棟、戴震、阮元等更將此方法發揮到極致。在戴震看來,“所以明道者其詞也,所以成詞者字也。由字以通其詞,由詞以通其道,必有漸”。經由清初諸儒“以經學濟理學之窮”為學路徑的大力倡導,憑借訓詁以“明道”,遂成為乾嘉學人治學的一種共識,其影響至清季而不衰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文化自覺為精神動力,清代學人不僅對中國數千年的學術文化進行整理和總結,經史子集,包羅宏富,成就斐然,特別在作為“明道之鑰”的考據學方面創獲尤多,且蘊含了自己的思想旨趣。論其大端,如下三方面尤為突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是通過經典文獻的整理和考辨,以恢復原始儒學和圣人之道的本來面貌。自清初以迄乾嘉,其時學人在經典辨偽與整理方面成績頗豐,其中關于《古文尚書》真偽的考辨即一顯例。閻若璩所著《尚書古文疏證》,列出128條證據,從文字、音韻、典制、地理、歷法、史實等方面,對《古文尚書》之來源、《古文尚書》與《今文尚書》關系等條分縷析。其后,惠棟《古文尚書考》、王鳴盛《尚書后案》、戴震《尚書義考》等,更進一步加以闡發。“千古疑團”,遂逐漸得以明晰。不過,辨《古文尚書》之偽還有更深層的思想史意義,那就是清儒欲借此解構宋明理學的理論體系根基,即否定程朱理學的道統論及其在傳道譜系中的正統地位。由此而言,清代學人對經典文獻的考辨,形式上屬于恢復經典文本的學術事業,而在本質上卻是一項凈化道統或“道統還原”的工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是以厚實的經典考證,來抉發儒家元典的確切內涵。就有關經典關鍵詞的考釋而言,戴震所撰《孟子字義疏證》,即本韓愈“求觀圣人之道,必自孟子始”之教,借由“一字之義”的確詁,來發覆《孟子》的義理。在這部書中,戴震特別拈出“理”“天道”“性”“才”“道”“仁義禮智”“誠”“權”等關鍵詞,旁征博引,細加疏證,進而闡發了其對“道”的體認。因此,戴震弟子段玉裁曾說:“師之隱然以道自任,上接孟子意可見矣。”凌廷堪也認為:“至于《原善》三篇、《孟子字義疏證》三卷,皆標舉古義,以刊正宋儒,所謂由故訓而明理義者,蓋先生至道之書也。”阮元的《性命古訓》《論語論仁論》《孟子論仁論》《大學格物說》等,也是此一思路。尤可注意者,阮元曾強調:“孔子之道,當與實者、近者、庸者論之,則春秋時學問之道顯然大明于世。”可見其文字考證的背后,實蘊涵著對經典和道統純潔化的價值訴求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是分辨雜入正統儒學中的其他思想,以凈化儒學道統。早在清初,“辟二氏”就是清算理學運動的重點。乾嘉時期,像朱筠、洪亮吉、洪榜等,皆有“辟二氏”的論說,錢大昕的《十駕齋養新錄》專辟“攻乎異端”條,而被時人譽為“一代禮宗”的凌廷堪更是以“辟異端”而建構新道統的一員健將。凌氏“以禮代理”的思想主張,在一定程度上即生發于“辟異端”的為學實踐。他遵循“由字以通詞,由詞以通道”的學術路徑,通過檢視《論語》《大學》等經典,發現“《論語》及《大學》皆未嘗有‘理’字,徒因釋氏以理事為法界,遂援之而成此新義。……無端于經文所未有者,盡援釋氏以立幟”,而“鄙儒遂誤以理學為圣學也”。而在他看來,“圣學禮也,不云理也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綜觀而言,清代學人因應社會政治之巨變,感應時代之脈動,以鮮明的文化自覺借由“通經明道之鑰”的訓詁考據,以傳承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之道,因此,樸實考經證史之學術潮流,遂在乾嘉時期蔚為大觀。盡管此一學術取向未免有其時代或思想的局限,但就學術承繼、文化脈絡傳衍而言,則無疑是值得關注的。道咸以降,內憂外患,接踵而至,學風亦隨時勢、世運而變,或漢宋兼采,或吸納域外之學,但“通經明道”的為學宗旨、文化守望,則一脈相承,余響未歇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(作者:林存陽 孔定芳,分別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、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)

                    【編輯:白嘉懿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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